吴捷训练左七军，已经开始采用近代模式。训练方面，主要靠《操典》。陆军步兵、炮兵、骑兵、工兵四大兵种，水师炮艇、登陆艇、运输船三大船种，都有各自的《操典》。行军打仗，则靠《作战条令》。
基层军官需要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，最起码要看得懂《操典》。指挥打仗，则需要一个良好的参谋班子。各级参谋部的参谋们，会根据军政主官的意图，依据上级命令、《作战条令》，制定作战计划。
譬如渡河作战。《作战条令》规定，渡河前应建立炮兵阵地，以掩护部队渡河。再如作战计算，参谋们需要计算路程之远近、口粮之多少、弹药之多寡、战损之比率，为军政主官决策提供依据。
这正是现代部队的基本特征。指战员只要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，只要严格按照《操典》、《作战条令》组织训练、指挥打仗，基本就不会犯错。
当然，前提是左七军、右二军在组织、装备上具有无与伦比的优势，可以牢牢掌握战场主动权，可以按照自己的节奏、模式行军打仗。
曾国藩创制湘军，以书生作基层军官。书生会识字，知廉耻，虽然不懂打仗，却会管理部队。统领在营官之上，负责指挥一营或十几个营，可以独当一面。统领负责指挥部队，既有塔齐布、杨载福这样的职业军人，也有罗泽南、彭玉麟这样的书生。
湘军基层军官与统领之间有师生、同乡之谊，部队凝聚力强。只要统领指挥得当，基层军官执行军令得力，湘军就能迸发出强大的战斗力。
近代军队有一个显著的特征：以有文化的职业军官落实科学化、条令化管理，以专业化的参谋班子指挥打仗。在某种程度上，湘军已经具备了近代部队的雏形。
1854年，曾国藩率领湘军誓师出发时，仅有一万湘军。这一万湘军初出茅庐，却显露出惊人的战斗力，将所向披靡的太平军西征军打得大败。这支湘军经过小规模扩军，从湖南一直打到湖北、江西，直到九江才被吴捷艰难打败。
九江之战后，湘军大规模扩军，基层军官改由武夫担任，文人统领减少，武人统领增多。新兵训练也一再缩短。
譬如，曾国藩定下的规矩是，新兵训练一个月，合格之后即可出征。其合格标准为：
“一、练纵步上一丈高之屋，跳步越一丈宽之沟，以便踹破贼营；二、练手抛火球，能至二十丈以外；三、练脚系沙袋，每日能行百里；四、练每十人一队皆习戚继光之鸳鸯阵、三才阵，以求行伍不乱；五、练马枪抬枪，必须以打靶校准。”
从中不难看出，曾国藩训练湘军新兵，重在体能训练。不说专业参谋班子、兵种间协调指挥等专业问题，曾国藩连排枪射击这种基本战术都未提及。
这样的湘军，并未从根本上脱离传统军队的模式，仍以太平军这种低素质军队为主要对手。以曾国藩的才智、思维局限性，他也想不到引进西方军队制度这个层面。
刘长佑的湘军属于湘军中的偏支，即江刘系湘军。江忠源死后，刘长佑为江刘系领袖。刘长佑的才能更不能与曾国藩相比，练兵打仗多遵守江忠源的遗规。
眼见左七军大军压境，刘长佑左右为难。他可不想重蹈王錱的覆辙。
刘长佑于1849年率乡团击败天地会李沅发起义军，受到江忠源赏识，归入江忠源军中。征战多年，刘长佑虽是江刘系湘军统帅，却仅是个“补用知府”。
刘长佑明白，手下的五千湘军是他功名富贵的本钱。他不像曾国荃那样，有曾国藩作靠山，失败之后可以重来。刘长佑不能失败，哪怕丢下醴陵，也要保存实力。
眼看部队不能阻止左七军渡河，再抵抗下去只会增加伤亡，刘长佑毅然下令放弃抵抗，率军撤回醴陵。
吴捷率军渡过萍水河，却并不急着围攻醴陵，而是连夜在城西、城北布置兵力，试图全歼刘长佑军。
刘长佑见势不对，趁夜突围，主动放弃醴陵，退守株洲、湘潭。
当夜，两军打了场乱仗，互有损失。只不过，刘长佑军主动放弃了醴陵。吴捷则轻取醴陵，略占便宜。
看得出来，刘长佑是个聪明人，打不赢就跑。这让吴捷深感头疼。刘长佑逃回湖南，如鱼得水，可以四处乱窜。吴捷却不能随便深入敌境，率军远征。
对于茶陵州、攸县，吴捷随占随弃。对于醴陵，吴捷就准备大力经营醴陵了。醴陵与萍乡同处一块盆地，易于联成一体。有醴陵在手，左七军就能扩大萍乡煤矿防御纵深。
醴陵之西皆为崇山峻岭，仅有数条山道、渌水可与株洲相交通。有醴陵在手，左七军将大大改善萍乡一带的防御态势，可凭借少量兵马驻守关卡，挡住湘军大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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